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海難救助賠付未必適用《海商法》

案例N

2011年8月12日5時,希臘籍油輪“加百利”在瓊州海峽擱淺,船舶及船載貨物處于危險狀態。事故發生后,“加百利”號所屬公司上海代表處向南海救助局發出救助申請并承諾無論能否成功協助出淺,均同意按約定的費率付費,計費周期為拖輪自其各自的值班待命點備車開始起算至上海代表處通知任務結束、拖輪回到原值班待命點為止。救助輪船只負責拖帶作業,“加百利”輪脫淺作業過程中如發生任何意外,南海救助局無需負責。同意支付南海救助局派遣的潛水隊員探摸工作時間和費用。此外,還租用“南海救201”輪將其兩名代表從??谶\送至“加百利”輪并承擔相應費用。

經及時救助,8月18日“加百利”輪成功脫淺并安全到達目的港廣西欽州港。涉案船舶的獲救價值為30531856美元,貨物的獲救價值為48053870美元,船舶的獲救價值占全部獲救價值的比例為38.85%。

之后,“加百利”輪所屬公司一直未支付救助費用,因此南海救助局請求法院判令支付救助費用7240998.24元及利息。

一審法院廣州海事法院判決“加百利”輪所屬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報酬6592913.58元及利息。“加百利”輪所屬公司提起上訴后,二審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撤銷廣州海事法院一審判決,“加百利”輪所屬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報酬2561346.93元及利息。

南海救助局不服二審判決,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經再審,撤銷二審法院廣東省高院的民事判決,維持一審法院廣州海事法院的民事判決。

點評

本案系海難救助合同糾紛。

海難救助行為中雙方合意的法律定性

因“加百利”輪所屬公司是希臘公司,“加百利”輪為希臘籍油輪,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各方當事人在訴訟中一致選擇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三條的規定,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對本案進行審理。我國海商法作為調整海上運輸關系、船舶關系的特別法,應優先適用。海商法沒有規定的,適用我國合同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

海難救助是一項傳統的國際海事法律制度。我國加入的《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第十二條和我國《海商法》第一百七十九條均確定了救助合同“無效果無報酬”的救助報酬支付原則,《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和我國《海商法》還在該原則基礎上進一步規定了報酬的評定標準與具體承擔。這是海事救助過程中各方當事人基于“無效果無報酬”原則確定救助報酬的海難救助合同的法律適用規定。

同時,《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和我國《海商法》均允許當事人對救助報酬的確定另行約定。若當事人明確約定,無論救助是否成功,被救助方均應支付報酬,且以救助船舶每馬力小時和人工投入等作為計算報酬的標準時,則該合同系雇傭救助合同,而非《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和我國《海商法》規定的救助合同。

本案中,涉案雙方明確約定無論救助是否成功,“加百利”輪所屬公司均應支付報酬,且“加百利”輪脫淺作業過程中如發生任何意外,南海救助局無需負責。依據該約定,南海救助局救助報酬的獲得與否和救助是否有實際效果并無直接聯系,而救助報酬的計算,是以救助船舶每馬力小時,以及人工投入等事先約定的固定費率和費用作為依據,與獲救財產的價值并無關聯。因此,本案所涉救助合同不屬于救助公約和我國《海商法》所規定的“無效果無報酬”救助合同,而屬雇傭救助合同。

關于費用支付標準的認定

關于雇傭救助合同下的報酬支付條件及標準,《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和我國《海商法》并未作具體規定。一、二審法院依據我國《海商法》第一百八十條規定的相關因素對當事人在雇傭救助合同中約定的固定費率予以調整,屬適用法律錯誤。再審法院認為,應當依據我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予以規范和確定。南海救助局以其與“加百利”輪所屬公司訂立的合同為依據,要求“加百利”輪所屬公司全額支付約定的救助報酬并無不當。

再審法院認為,二審法院以一審判決確定的救助報酬數額為基數,依照《海商法》的規定,判令“加百利”輪所屬公司按照船舶獲救價值占全部獲救財產價值的比例支付救助報酬,適用法律和處理結果錯誤。而一審判決雖適用法律錯誤,但一審判決中對相關費率的調整是以當事人合同約定為基礎的,南海救助局對此并未行使相關訴訟權利提出異議,因此,再審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中對救助報酬數額的裁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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